所言后世礼教于男女之别如此苛严，乃至需‘媒妁之言’方可通婚姻，汝之‘夫为妻纲’、‘阳尊阴卑’之论，是否已启其端？”

董仲舒肃然答道：“陛下，臣所言纲常，乃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义。男女有别，夫妇有义，自是伦常之本。然‘媒妁之言’，古礼已有，《周礼》设‘媒氏’掌万民之判。其意在防淫佚，正人伦，合二姓之好，上以事宗庙，下以继后世。至于后世执行或有过苛之处，乃时势使然，非立论之初衷。臣之《春秋繁露》，亦强调‘王道之三纲，可求于天’，重在确立秩序，非为禁锢人情。”

刘彻不置可否，转而问一旁的东方朔：“曼倩，你素来诙谐通达，以为此制如何？”

东方朔难得收起嬉笑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陛下，臣以为，礼法如器，用之贵在得中。‘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’，可使婚姻郑重，免于轻率，亦使家族门户得其所宜。然若如天幕所示，苛至男女平日不得交谈，有情亦不可自通，则近乎窒塞人情，反易滋生怨旷与伪诈。窃以为，礼制当为疏导人情、安定家国而设，非为压抑人性而立。我朝去古未远，观《乐府》歌诗，男女相悦之辞犹存，可知圣王之道，亦重人伦之和乐。”

刘彻颔首：“曼倩此言，颇合朕意。礼法不可废，人情亦需体恤。婚姻大事，自当遵父母之命，有媒妁之证，以全礼制，定名分。然男女之间，亦需有合礼之交际，如乡射、社饮、节庆之时，使青年男女得见其仪容举止，父母媒妁亦有所观察依据，岂不两全？一味严防死守，反失‘风化’之本意。”他心中所想，是既要维护儒家倡导的伦理秩序以巩固统治，又要保持社会一定的活力与和谐。汉初去古较近，礼法约束相对后世理学时代，确实留有更多弹性空间。

**唐，长安，东西两市及曲江畔。**

唐代社会风气开放，妇女地位相对较高，男女交往限制较少。天幕所示内容，在多数唐人看来，简直有些不可思议，甚至颇为压抑。

“哎呀，后世女子竟这般不自由？连与男子说句话都不成？”一位头戴帷帽、身着艳丽胡服与条纹裤的仕女，在侍女陪同下逛西市，看到天幕，忍不住惊呼出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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旁边卖首饰的胡商笑道：“娘子说的是。咱们长安，上元、清明、踏青、曲江宴，哪次不是男女同游，士女如云？便是平日里，女子骑马射箭、打马球、逛市集，也是常事。若按天幕所说，岂不闷煞人！”

酒肆中，几名文人正在饮酒，话题也转到天幕上。

“程朱理学？未曾闻也。观其主张，将‘男女之防’抬到‘天下第一大防’的地步，实在迂腐！”一个中年文士摇头，“我大唐开国，气象恢弘，男女之别虽有，然重在礼敬，非在隔绝。女子才学出众者，可吟诗作赋，可参与社交，甚至有女主临朝（指武则天）。婚姻之事，虽仍重门第，讲求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然男女双方在定亲前，往往也有机会相见，或通过诗文书信略通情愫，并非全然盲婚哑嫁。”

另一年轻士子笑道：“正是。白乐天诗云‘杨家有女初长成，养在深闺人未识’，那是文学渲染。实际上，若非有一定程度的社交，如何能有‘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’之叹？天幕所言后世情形，恐是理学大兴后之极端状态，非我大唐之风貌。”

也有持重者表示：“然‘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’终究是正理。若无此约束，任由男女私相授受，易启淫奔之风，坏乱纲纪。我朝风气虽开，然礼法大节仍在。只是这‘防’的尺度，确比天幕所示后世要宽许多。”

皇宫之中，武则天（假设此时在位）与上官婉儿等女官一同观看。武则天冷笑一声：“将女子禁锢于深闺，视男女交接如洪水猛兽，此乃庸夫怯懦之见，亦是压制女子才智、巩固男权之手段。朕主天下，用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