贵，富国强兵，终致北方一统。其精神可法。若我朝有如此果决之相，何惧契丹、西夏？” 他们会将王猛视为改革家的榜样。

司马光等保守派，则可能持批判态度。“王猛侍奉氐胡，已失华夷大节。其法家手段，严苛少恩，虽一时有效，非长治久安之道。岂能与诸葛公之仁德忠贞相比？‘功盖’之说，尤为无稽。” 他们更看重政治人物的道德立场和施政的儒家色彩。

南宋时期，国势衰微，面对金、元压力，对王猛的态度更为复杂。主战派如辛弃疾，或许会欣赏其北伐攻灭前燕的武功，感慨“了却君王天下事”的功业，但对其辅佐“胡虏”又有本能排斥。主和派或道学家，则可能严厉指责其助长了“胡运”，甚至将北方长期非汉人政权统治的部分责任，隐晦地归咎于如王猛这般为胡主效力的汉人杰出之士。

朱熹等理学家，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极重“正统”与“气节”。王猛辅佐非正统的氐秦，在朱熹看来，已是根本瑕疵，其才愈高，其“失节”之过似乎愈显。他可能会在《资治通鉴纲目》或讲学中，将王猛作为“才胜于德”或“不明华夷大防”的典型，进行批评，认为其功业不足掩盖其侍奉“夷狄”的污点。

**明，南京/北京。**

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底层，重视实用，对能安邦定国的干才颇为看重。观看天幕后，他对朱标及百官道：“这王猛是个有真本事的！别管他伺候的是不是胡人，在那乱糟糟的北边，他能把事办好，让老百姓有饭吃，有地种，把豪强收拾服帖，把军队管得规矩，还能打胜仗，这就是大能耐！比那些光会掉书袋、讲空道理的强多了！”

但他话锋一转：“不过，他眼光还是差了点。跟了苻坚，苻坚这人后来不听劝，栽了大跟头，连累他也白忙活一场。这告诉我们，跟对主上很重要！再有，他死前说的那话——叫苻坚别打东晋，先收拾身边的鲜卑、羌人——说得太对了！苻坚就是没听，把到手的江山折腾没了。为君者，要能听进这种逆耳忠言；为臣者，得像王猛这样，该说的时候就得说，死到临头也得说！” 朱元璋是从极其务实的统治术角度来吸取教训。

明成祖朱棣通过“靖难”上位，重视能臣干吏。他可能更欣赏王猛的军政全能，尤其是其在外有强敌（东晋）、内有异族势力（归附的慕容、姚羌）的复杂局面下，能稳住局势并开疆拓土的才能。他会以此激励朝中大臣，并强调信息收集（如王猛对各方势力的洞察）与果断决策的重要性。

张居正等改革家，则会深入研究王猛的治国方略。其抑制豪强、整顿吏治、重视农桑、严明法度等措施，与张居正改革多有暗合之处。张居正或许会私下将王猛引为隔代知音，感慨其改革环境的艰难与成效的显着，并从中汲取勇气与智慧。

**清，北京。**

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统一王朝，对王猛的评价具有独特的立场与深度。

康熙皇帝玄烨学识渊博，善于借鉴历史。他观看天幕后，在经筵上与大臣探讨：“王猛之才，旷世罕见。辅佐苻坚，以汉人之智，御胡汉之众，成统一之业，其才略权术，堪称典范。尤其他劝苻坚‘勿以晋为图’，而先除‘鲜卑、西羌’之患，深合‘安内而后攘外’之古训，更触及如何处理境内不同族群关系之核心。苻坚败，正败于此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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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进一步引申：“朕观历代，凡能长治久安者，必善处境内各族。或分而治之，使其互相牵制；或强干弱枝，徙其豪酋于近畿；或移风易俗，使其渐同华制。王猛所见，乃以威制之，渐除之策，然苻坚怀柔过甚，反受其害。我朝立基，首重满洲根本，联姻蒙古，以汉制汉，分封诸王于要地，制度迥异于前秦，故能避免苻坚之祸。然王猛之警示，永不过时。” 康熙完全是从多民族帝国最高统治